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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新乡村传奇”
http://dsh.voc.com.cn 2015年06月01日 09:36 江飞

  《光明行》

  余同友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年9月出版

  余同友是一位擅长乡土题材且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的实力派青年作家。近些年来,他相继写下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反映新乡土的小说,如《白雪乌鸦》《女工宿舍的潘安》《转世》等,他将这类小说命名为“新乡村传奇”。在我看来,这部长篇新作《光明行》可谓其“新乡村传奇”的代表作,因为它回归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立场,以一个村庄(瓦庄)、一种文化(傩戏)、两个乡下人(刘灯红、刘也青)的命运,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时代变迁和人性嬗变,折射出市场经济洪流中当代中国人集体性的精神蜕变与道德危机。相较于他的其他中短篇小说,《光明行》更充分地实现了长篇文体的容量与自由,更从容地谱写了一部游走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新乡村传奇”。

  光明唤醒黑暗,黑暗吞噬光明,这是时代与人生相交织的命运,也是历史成就的隐喻。小说标题“光明行”来自于1930年代初刘天华的一首同名二胡曲,以此为题,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当瓦庄通电、光明来到瓦庄人中间的时候,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仿佛从黑暗中被唤醒。刘也青以“电工”的身份开始了他的人生历程,然而,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带领瓦庄村民走上光明大道,在发财梦的诱惑下,他引进或开创了各种坑蒙拐骗的“新产业”,以致后来被追认为“小偷村”、“小姐村”、“洗头村”、“假僧尼村”等“专业村”的开拓者;他试图在城市开发房地产,重塑自己和瓦庄的光辉形象,然而却因利用黑社会力量酿成人命,最终被判死缓。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为了名利虚荣而不择手段的个人主义者,与其说村民们传承了他坑蒙拐骗的“技能”,不如说他们内心深处的黑暗被先行者召唤出来而已。

  而那个怕黑的、喜欢擦拭灯泡的刘灯红,为爱恋而离乡进城,一步步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然而却不由自主地陷入权钱买卖、权色交易的漩涡之中。如果说她在瓦庄擦拭十五瓦电灯泡是为了让光明温暖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话,那么,在成为罗城知名企业家后的她则放弃了“擦拭”,那盏像倒挂黄金树的大吊灯足以照亮她的身体和装潢考究的办公室,却无法温暖她虚空的内心,正如委身于市长贺大年只能满足她身体的需要,却无法弥补爱情的缺失,更无法获得心灵的慰藉与温暖。小说中,刘灯红正是听着这首《光明行》驶向最黑暗最绝望的境地———自杀。两位主人公不约而同地奔向理想的“幸福”,却殊途同归地走向“飞蛾扑火”的悲剧,传奇式的人生没有让他们成为“追求光明的勇士”,反倒成为物质狂欢时代的一对牺牲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光明行》正是献给他们以及他们后继者的一曲时代或人生的挽歌。

  每个人都是人性之恶的开拓者,也都是人性之善的守护人,在善恶之间行走,犹如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变脸,这似乎是现代人难以规避的宿命。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电”给瓦庄带来物质文明的新信息,同时也拉开了物质与精神、城市与乡村、善与恶二元对立、对抗胶着的序幕。瓦庄的高楼逐渐多起来,瓦庄人逐渐富起来,人们在享受物质富足之乐的同时,却不得不承受精神虚空之殇,还不得不背负坑蒙拐骗甚至“卖肉”的骂名。虽然作者不动声色地隐身于故事背后,但我们却分明感觉到他沉重的“压在纸背的心情”:在看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好处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它带来和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祸害甚至灾难。也就是说,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快乐、幸福,这既是普遍必然的事实,也是人们应当去追求的普遍必然的“正义”;但在追求这种幸福的途中,人也在日益被“物”所统治,被自己所造成的财富、权势、野心、贪欲所统治,它们成为巨大的异己力量,主宰、支配、控制着人们的身心,从而造成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精神的蜕变。即使我们相信人类具有求美向善的本性,却也难以否认:在惟利是图的社会结构和情理结构中,所谓“人性”、“道德”、“精神”都是不堪一击的。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在因“不公”而打砸抢的暴力过程中,“人们的脸变得扭曲而狰狞”;为了“宝石”,人们掘死人坟墓,挖傩神庙地基,“每个人的脸都兴奋得青红紫绿”。人性被兽性所替代,人变成不问苍天、不敬鬼神的“非人”:这正是光明隐退、黑暗莅临人间的时刻。在传统世界中,鬼神是人性、道德等人间秩序的某种范导,而一旦对鬼神的敬畏之心都丧失殆尽,那么,人便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当然,我们在小说中能够强烈感受到作者对病态社会中“道德沦丧”的深刻焦虑和批判性思考,以及重塑道德和重建传统文化的希冀。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文化传统的颓败与衰亡是致命的,如果不从根底上保护和振兴传统文化,我们会因失去灵魂的守护神而陷入无家可归的黑暗境地。在小说开头和结束部分,作者两次重复“傩戏就是以前瓦庄人心里的电”这句话,并刻意地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在雪花的映衬下,她手中那只小小的灯泡,在她心里越来越亮”,暗示了在现代语境中重建文化传统、复活人性的意愿和希望;而刘灯红最终抱着装有傩戏脸子的木箱回归瓦庄,在灯下凝神擦拭灯泡的安定与庄重,似乎为无数精神漂泊的“城市异乡人”远离黑暗、走向光明指明了救赎之可能。之所以说“希望”和“可能”,是因为在我看来,拆庙容易建庙难,要在被金钱风暴洗礼之后的大地上复活人性、重塑道德、重建文化传统,无疑是任重而道远的历程。无论如何,我们只能向着心中的光明一路前进:这是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余味所在,我想。

  不可否认,历史向来在悲剧中前行,而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只是存在的勘探者。作为曾经的诗人,余同友比一般的小说家家更懂得如何在现实与诗意之间保持平衡。就《光明行》来看,他没有盲从于城市诱惑和先锋技法,而是始终扎根于最有体验的“历史的乡村”和“乡村的历史”,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乡村经验的拓展与新建,不仅表现出较为成熟的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融合的叙事风格,更在当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谱系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乡村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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